查证件，搜身，折腾了大半天才放行。
这时，却看后头又来了个人，穿着西装，手里拿着公文包。
那个抽他耳光的便衣立刻换了副嘴脸，点头哈腰地说：“王科长，您辛苦了。刚从维新政府那边回来？”
阿宝站在不远处看着，挨打的面颊火辣辣地肿了半边，嘴里泛出血腥味道。
他心里却想：有意思。
从春到夏，每一天都在搜捕新的抗日分子。
因为那张和普通中国人不太一样的面孔，阿宝只要出门，就会被便衣当街拦住，有时候搜个身就放他走，有时候挨一顿打。
最倒霉的一回，他被带到日伪警察署拘留室关了整整三天，被盘问了一夜，迫着跪下，烟蒂揿着手背，头按在脏水桶里。
洗脱嫌疑释放的那天，他走出几步路，不知道怎么的，突然对没完没了的赌博也心生厌倦起来。
不单是厌倦，手头也紧了起来。
这年夏天，日占区的管制越发严厉，他发觉哪里都没办法再像之前那样轻松地弄到钱。
他心里便筹谋着，想寻一个新机会。
这个机会，很快就来了。
那是燠热的一天，没有一丝风，火辣辣的日头把地烤得滚烫。
阿宝刚出门，就被几个便衣拦住，不由分说地塞给他一面旧的沙俄国旗，推搡着让他混进几十名白俄的队伍中，一起走上了街头。
走出好一段距离，他才意识到，这是“反英大游行”。
日伪报刊记者的相机镜头对准人群时，其他白俄扔下国旗，撇开脸去，心虚地躲闪着，阿宝看了看地上那些被丢弃的国旗，弯腰捡起一面，掸了掸上面的灰尘，面无表情地举起来。
游行结束时，日军军官步到他跟前，用生硬的中文问：“你为什么帮皇军？”
阿宝用俄语回答：“Пooyчoвыплane（因为你们给钱）。”
军官看着他，笑了：“就这么简单？”
阿宝也笑了：“就这么简单。而且……”
他换回中文：“我既不是完全的中国人，也不是完全的俄国人，所以对哪边都没有感情负担。”
军官大笑起来：“很好。明天来领制服。”
他用事后领到的5角“华兴券”在烟杂店买了包香烟，他走出门，刚吸第一口，一群小瘪三经过，认出他来，冲着他喊：“举旗子的二毛子汉奸！”
阿宝吐出一口烟，看着那烟圈在黄昏的热气里一点点散开，突然笑了笑。
横竖做不成人，不如索性当鬼。
阿宝总在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醒过来，有时候是做梦，有时候并没梦，又有更多的时候，他分不清楚究竟是做梦还是真实记忆的闪回。
这个凌晨，他手里总好像抓着什么东西，质感真实得不太像梦，有金属的凉意，还有铁的腥味，半梦半醒之间，一只青铜头颅滚落到他脚边。
他惊醒过来，在楼上租户的马桶抽水声里，终于记起来，梦里他在拆祁齐路的普希金雕像，这已经是1940年的事。
而现在，是1942年。
他起身，到浴室放了一缸热水。
洗完澡，对着镜子刮脸时，他眉骨上的那道疤突然抽痛起来。
一出门，隔壁印度人家的咖喱味就从门缝里钻出来，到了南京路，一眼看见几个印度同事已经在检查点等着，他走近，又是这股味道。
他们凑在一起叽里咕噜说着印度话，跟他们共事久了，阿宝也能懂几句，听出他们是在埋怨今天的天气，和今天要干的活。
是热。已经快十月
了，秋老虎还在持续发威，制服又密不透风，站在路边没一会儿，后背就完全湿透了。
今天的活也确实很枯燥，要盯着每个经过的外国人，监视他们有没有规规矩矩地戴着日本当局下发的袖章——英国人法国人都是蓝袖章，美国人是红袖章。
几个印度人在太阳底下站了没多久就走到了树荫底下抽烟闲聊。接着，几个中国人也另寻了一片荫凉处。
阿宝没觉得热得受不了，也懒得动弹，就站在原地不动。
一对说法语的男女走过，都没戴袖章。他机械地上前，用生硬的法语提醒：“袖章。”
那女人耸耸肩，用法语对男人说：“你瞧，又是这些无聊的规定。”
男人搂过女人，目光有些轻蔑地停在阿宝的面孔上，轻浮地笑了笑：“一个为日本人效力的混血走狗。”
女人皱着眉撇撇嘴：“我们难道是犯人吗？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”
男人继续盯着阿宝，特意放慢了语调，一字一句地用法语说：“你们这类人的血统，到你为止，就该趁早断绝……”
话音未落，冰凉的枪口抵住了他的太阳穴。
男人的声音戛然而止，那女人发出一声尖叫，回过神来，哆哆嗦嗦地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两个蓝袖章，一边往自己和男人的胳膊上套，一边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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